主页 > 香港正版 >

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及价值维度

  [提要]约瑟夫·奈以“吸引力”界定“软实力”,实质上是将“吸引力”理解为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和根本属性,并以之作为软实力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这是一个缺乏逻辑自洽性、难以自圆其说的观点。软实力的本质内涵不是约瑟夫·奈所说的“吸引力”,而是“亲和力”。所谓亲和力,是主体所具有的一种爱的力量,其要义在于以爱的方式赋予爱的对象生机和活力。它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爱欲本能”,其价值在于能够使爱欲对象变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另外,亲和力与威慑力相比较而存在,二者分别构成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本质内涵和属性。亲和力具有亲和性,而威慑力具有威慑性。软实力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够催生友善和亲和。硬实力能够形成威慑性,而威慑性多给人带来恐惧感和畏惧感。具有亲和性的软实力更容易让人们接受,具有威慑性的硬实力更容易遭到人们的拒斥。

  [作者简介]向玉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学、政治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王旖萱,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软实力是人类自古就拥有的一种力量,但它成为热门话题仅仅是当代的事情。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对软实力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关注,而且形成了越来越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约瑟夫·奈更是因为研究软实力问题而享誉世界。在我国,许多学者不加批判地采用约瑟夫·奈的观点,其结果是导致我国难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软实力思想和理论。

  约瑟夫·奈被国内外学界尊称为“软实力之父”,这主要是因为他最早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并对其展开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1990)一书中,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其主要目的是要反驳当时流行的“美国衰落论”。同年,他还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论文《软实力》(Soft Power, 1990),对“软实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立场是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利用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Joseph S Nye Jr.Soft Power [J].Foreign Policy,1990(80):153-171.)后来,他在文章《软实力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 1999)中进一步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Joseph S Nye Jr.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J].Time,1999-02-22:21.)《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2004)是约瑟夫·奈研究软实力的一部成熟著作,较为全面地解析了软实力的内涵。该著作将“软实力”界定为国家、组织、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一种力量,认为它是国家、组织和个人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的手段达到目标的能力,(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XII.)软实力的“吸引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可以看出,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表现为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界定经历了阶段性调整与变化,但总体而言,他一直坚持将“软实力”的核心要义归结为“吸引力”的立场是鲜明的。以“吸引力”界定“软实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它的涵义,但不足以揭示它的本质内涵。约瑟夫·奈所说的“吸引力”,并非仅仅强调软实力所促成的各主体间和谐关系达成的自觉自愿意涵(即非武力或非胁迫的实现方式),而是更多地强调软实力能够促成各主体间达成和谐关系这一既定结果,其意指:只要能促成主体间的和谐状态(即使是表面的、虚假的、短视的和谐关系),以“吸引力”之名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除此以外,他还进一步用“影响”“诱惑”“说服”“拉拢”等词语来阐释软实力的涵义和实现方式。曾道人论坛,显然,约瑟夫·奈借助“吸引力”解释“软实力”的本质内涵,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服务政治意图的意思很明显。他所说的“软实力”主要指政治上的“吸引力”。

  “吸引力”能否概括“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呢?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反思、解析的问题。一个事物的本质是指该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该事物成为其自身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约瑟夫·奈以“吸引力”界定“软实力”,实质上就是将“吸引力”视为软实力的根本属性,并以之作为软实力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缺乏逻辑自洽性、难以自圆其说的观点。众所周知,“吸引力”作为一种属性或特征并非为软实力所独有,与之相比较而言的硬实力同样具有吸引力。约瑟夫·奈本人也认为,硬实力也能够通过制造不可战胜的神话来吸引他人。(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3.)例如,科技、经济、军事等“硬实力”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对很多主体而言,硬实力或许能产生比软实力更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一方面惧怕美国的经济制裁与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又向往和追求美国雄霸天下的经济地位与军事实力。硬实力所产生的吸引力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然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可以用吸引力来标识和描述它们的特征,“吸引力”就不可能是“软实力”的根本属性和根本特征。因此,“吸引力”不能体现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特征,它充其量是软实力的重要特征或实现手段之一。

  每一种理论都是以建构一定的概念体系作为基础的。一种好的理论不仅应该以解释社会现实为宗旨,还应该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作为内在价值诉求。具体地说,它提出的概念体系应该具有正确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正确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是“好理论”和“好概念”的“内在善性”。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界定恰恰无法体现其理论和概念的“内在善性”。由于“吸引力”本身是一个适用于任何主体的中性概念,它既能适用于良善目的,也能服务于邪恶目的。约瑟夫·奈以“吸引力”来解释“软实力”,实质上抱持的是一种没有明确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价值中立立场。他认为,软实力是某种无所谓是非善恶的力量,这意味着它是任何一个具备足够“吸引力”的国家、组织、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力量。如此一来,依照约瑟夫·奈的理解,希特勒利用极权政府的国家机器屠杀犹太人和本·拉登用录像成功招募大量基地组织成员的做法都应当被视为具备软实力的表现。无疑,约瑟夫·奈摒弃了道德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将软实力的本质归结为权术谋略、政治博弈层面。事实上,国际层面的软实力竞争涉及善恶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正能量与负能量的博弈,如果用“和稀泥”的价值中立方式对待它,只会使“软实力”因缺失固有的“内在善性”而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工具。

  好的理论都是有思想深度和高度的理论。一个好的理论不仅应该以服务现实为根本目的,而且应该具有超越现实的价值崇高性。约瑟夫·奈以“吸引力”界定“软实力”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立场。它仅仅注重体现软实力的实用性,忽略了它内含的价值引领性和精神超越性,从而最终将软实力变成了一种实用的工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认为,观念、概念、理论、思想在实质上都是工具,它们的作用在于指引人们摆脱行动中遇到的困难,继续行动,并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而观念、概念、思想的真假则在于它们能否起到工具的作用,有效的理论即是真理;无效的理论即是谬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软实力的实现方式在约瑟夫·奈那里常常被简单归结为“诱惑”“拉拢”“说服”等手段。这样一来,软实力成了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达到自身目的而设计的工具,而为了使软实力能够成为对主体而言的“有效工具”,必须适时改变其本质内涵与实现手段。显然,约瑟夫·奈的界定使“吸引力”成为掩盖“软实力”工具本性的幌子,以“吸引力”阐释“软实力”只会将软实力限制在工具价值层面,这桎梏了他的软实力理论的高度。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提出之后产生了很大国际影响。在当下,他的软实力理论被广泛视为各国学者研究软实力问题的共同理论源头。学界普遍推崇约瑟夫·奈以“吸引力”界定“软实力”的做法,而对其进行批判反思的人极少。我国学界在文化哲学话语体系上倾向于使用“文化软实力”概念,并普遍侧重研究文化软实力,但对文化软实力的界定同样深受约瑟夫·奈的影响。具体地说,很多学者沿用了约瑟夫·奈以“吸引力”来界定“软实力”的一贯做法。然而,软实力的本质内涵绝不是约瑟夫·奈所强调的“吸引力”。他对“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存在严重误解。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必要的深入批判。

  既然“软实力之父”以“吸引力”定义“软实力”的做法有待商榷,我们就应该尝试新的定义方法。要深入揭示“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关键是必须探察它的核心要义。我们认为,“软实力”的核心要义是“亲和力”。所谓“亲和力”,是主体所具有的一种爱的力量,其要义在于以爱的方式赋予爱的对象生机和活力。它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爱欲本能”,其价值在于能够使爱欲对象变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亲和力”的本质是爱、利他主义精神、和谐价值观和同生共荣的发展理念。另外,“亲和力”还是一个伦理概念,包含深厚的伦理意蕴。它不仅将人类的道德价值诉求纳入其本质意涵中,而且内含道德价值评价功能,从而能够为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等提供源源不断的价值正能量和赓续不绝的动力源泉。

  “亲和力”和“吸引力”是两个紧密关联又具有根本区别的概念。一般说来,一事物具有亲和力则必然同时具有吸引力;反过来说,一事物具有吸引力却不必然具有亲和力。主体间相互吸引是亲和力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义在发挥作用过程中所展现的最一般、最基本的特征,缺乏相互吸引的各主体之间不可能存在发自内心的认可、尊重和包容,更不可能以相互关爱、相互促进的方式共存;各主体只有在相互吸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亲和力的功能和价值。反之,具备吸引力的主体不一定具有亲和力。“吸引力”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外延特别宽广,具体可分为正价值的吸引力和负价值的吸引力。软实力具有吸引力,硬实力同样具有吸引力;出于正义、符合道德的目标具有吸引力,邪恶、虚伪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吸引力。如果说具有正价值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能转化为亲和力,那么具有负价值的吸引力则因为与亲和力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而无法形成亲和力。

  在亲和力与吸引力之间,何者更能彰显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语境进行深入分析来达到目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后冷战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整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人类命运与共、世界各国休戚相关、同生共荣等价值观念开始代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与大势。在此时代背景下,习总书记从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的良序发展和长远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当今世界大势越来越明显地显示,不论身处何国、信仰何如,也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当代人类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当下,人们更加向往和平、渴望稳定、谋求合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恶战争、反对霸权、厌倦冲突。这意味着当代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亲和”方式在生存和发展。

  “亲和”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或者说,它至少是当代人类普遍追求的主流价值目标。一种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在酝酿之中,并逐步赢得国际共识。“软实力”这一概念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需要道德正能量的引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只会将人类引向冲突、斗争、对峙、毁灭,其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终极价值归宿。换言之,在当代,一国之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已不足以成为其他国家与人民对其马首是瞻的理由。民心所向,软实力只有以亲和力作为其内核,才能真正彰显其内在价值。“亲和力”直接指向“同生共荣”的核心价值诉求,充分展现了人类追求和弘扬友好、和平、正义的正能量,因此,它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是一种充满生机活力、富有爱与责任的精神生活格局。增进世界道德正能量、维护国际正义、承担解决国际冲突的道德责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都是实现软实力核心价值诉求的题中之义。用“亲和力”来界定软实力,既是对软实力的内在善性最大程度的挖掘,也是对其内在价值最大限度的实现。只有富有亲和力的软实力,才能真正实现软实力的内在价值诉求,这是以吸引力来界定软实力所不能企及的理论高度。

  强调“亲和力”是中华道德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瑰丽万千,以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包容姿态书写了五千多年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文化赓续不断,中国精神代代相传,而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最核心、最根本的内涵就在于强调亲和力的伦理价值诉求。“亲和力”是中华道德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国民性格中,引领着我们向往和平共荣、驱使着我们追求和谐共生。爱好和平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这些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华民族还极为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善邻怀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等思想已融入中华儿女的骨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中华道德文化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从不打着“博爱”“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迫任何人、任何民族遵从其文化理念,而是致力于传递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价值观,主张“和而不同”的背后承载的是追求均衡、稳定、尊重、包容、同生、共荣的大国心态。“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亲和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人民一直坚持的道德思想。它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义,还是我国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西方以强调“威慑”为主流的文化传统中,亲和力同样占有一定地位。不过,总体来看,西方伦理思想传统偏重于强调国际关系的对立性、矛盾性和冲突性,倾向于否定国与国之间和谐共处、同生共荣、协同发展的可能性。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R·温德尔·米尔斯海默在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米尔斯海默的政治伦理思想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的立场,被冠之以“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名称。不过,即使在以崇尚竞争、对立和冲突为主要理念的西方文化中,以强调亲和力的方式来协调冲突与对立的做法有时也受到重视。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探讨了各民族如何通过文明的方式而非战争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问题,其实质就是肯定国与国之间可以友好相处并建立和平、共享、友好的关系。他还提出建立“和平联盟”的共同体思想。这一理论构想后来成为了联合国成立的理论基础。康德对永久和平的向往以及对“和平联盟”的构想正是基于对亲和力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以崇尚威慑为主流的西方文化中,亲和力显得特别难能可贵。我们还需要强调,如果一种文化缺少亲和力的温润滋养,一个社会很难想象会有“永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也难以获得安定与幸福。

  软实力本质上是亲和力。软实力只有以亲和力作为其核心要义,才能真正符合其本质意涵与根本属性。历史和现实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相关佐证。在当今时代,不仅软实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而且以“亲和力”界定软实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肯定。

  “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比较而言的。要进一步理解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必须从根本上厘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区别。所谓硬实力,是指由一国的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共同构成的支配性力量。硬实力与软实力既彼此密切联系又相互根本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约瑟夫·奈指出,当传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不足以解释当前种种现象时,软实力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深刻理解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真正理解软实力本质内涵的重要环节。

  软实力与硬实力在内涵上具有根本区别。亲和力构成软实力的本质内涵,而威慑力构成硬实力的本质内涵。软实力和硬实力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差别具体表现为亲和力与威慑力之间的差异。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发展一直是以硬实力竞争为主要方式,竞争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经济实力的较量、军事实力的角逐、政治实力的博弈以及科技实力的比拼等。无论硬实力以何种形式出现,它本质上都表现为威慑力。威慑力是主体用武力或权威使对方感到恐惧的力量。军事实力的威慑力首当其冲。在当代,那些有能力实施大规模毁灭性打击的武器,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即使未真正投入战争,也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另外,当一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支撑其施行经济制裁,其科技水平发达到能肆意进行科技封锁时,经济与科技作为一种硬实力都具备强大的威慑力。硬实力的一个最大特征在于,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换言之,强大的硬实力,即使不在任何客体身上施加任何行为,其存在本身都足以让客体感到恐惧。可见,“威胁”“压迫”“破坏”等特征从一开始就内含在硬实力的本质属性中。西方社会在以竞争、威慑为主流的文化传统驱使下,凭借其自工业革命起积累起来的强大硬实力,强势引领当代国际社会认同并接受以强调“毁灭”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西方价值观。

  软实力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亲和力。与硬实力相反,它强调的是以“共生共荣”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在当代社会,人类愈发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独善其身。亲和力作为软实力的本质内核,不仅为人类个体、和群体达成真正友好、和谐的关系提供富有生机的精神指引和正确的行动指南,还促成人类在突破文化价值观隔阂、跨越意识形态鸿沟、超越国家民族利益方面向一个历史新高度迈进。与硬实力不同的是,用亲和力来表达自身的软实力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产生威慑力。换句话说,亲和力一般不会使人感动恐惧、害怕、退缩。软实力具备硬实力无法企及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是依靠威胁或压迫的“硬”方式实现的,恰恰是其中的友好、和谐、包容等精神特质使软实力具有与硬实力迥然不同的内涵。

  亲和力具有亲和性,而威慑力具有威慑性。威慑力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力量,正是通过它自身的威慑性发挥主要作用。威慑性是威慑力的本质属性,是一主体通过自身的武力或权威使其他主体感到恐惧、害怕的性质和特征。具有威慑性的主体不一定具有威慑力,只有当威慑性长期稳定存在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形成威慑力。亲和力是一种与威慑力截然相反的力量。作为软实力的本质力量,它是通过它自身的亲和性彰显其特殊价值的。所谓亲和性,是指一种主体在与其他主体互动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友好、包容、爱的倾向。偶然、片面的亲和性不能被称为亲和力,只有长久持续发挥作用的亲和性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亲和力。与威慑性让人感到恐惧的事实不同,亲和性让人觉得愉悦。亲和性是人们乐于接受的东西,而威慑性通常是人们倾向于拒绝的东西。威慑性与亲和性是不能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的,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当代社会,极权主义或等极端势力无疑具有极大的威慑性,并在某些时刻能够产生强大的威慑力,甚至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惨痛的灾难;因此,极权主义以及等势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备亲和性,不能产生亲和力,无法构成软实力。但依据约瑟夫·奈的界定,极权主义或等人类恶势力通过无所不用其极、蛊惑人心的宣传方式所产生的吸引力,也被归结为软实力,这是与软实力的本质相背离的,是对软实力的本质内涵认识不清的表现。墨方向美国发出照会中新网1月4日电 据俄,约瑟夫·奈以“吸引力”定义“软实力”,对“软实力”仅作权术谋略或政治博弈层面的考察,试图模糊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理论边界和实际运用范围。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认清软实力与硬实力、亲和力与威慑力、亲和性与威慑性的本质区别,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软实力的本质内涵。

  亲和性与威慑性之间的根本区别导致了亲和力与威慑力之间的本质差异。软实力的本质内涵正是从它与硬实力之间的根本区别中得到凸显的。软实力在本质上不是个人或群体的吸引力。究其根本,它是主体的亲和力。只有亲和力才能真正彰显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和核心价值,而亲和力又是通过亲和性来彰显其存在价值的。软实力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够催生友善和亲和。硬实力能够形成威慑性,而威慑性多给人带来恐惧感和畏惧感。具有亲和性的软实力更容易让人接受,具有威慑性的硬实力更容易被人拒斥。孰轻孰重,需要人们做出正确价值判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建构现代道德文化的经验教训研究”(17AZD008)的阶段性成果。

阅读本文的人还阅读:

古县第二届蔺相如文化高层论坛

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 不

2019遴选策论文:涵养公共意识

毛概考试小论文

提升文化软实力百度知识垂类与